要革命的跟我走 | 身处低谷依然革命热情高涨

要革命的跟我走

——朱德天心圩整军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朱德、陈毅等率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927年10月21日进入安远天心圩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陈毅发现部队只剩下800多人，团以上干部仅3人。部队面临溃散的危险。为挽救队伍继续革命，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商定于当日傍晚在天心圩召开排长以上军官会议。

大会上，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老总坚定的话语和信念燃起了干部、战士的信心，他提出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革命必须自愿”两条纲领，也让军心得以稳定。

陈毅满怀深情地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王尔琢则向大家发誓：从现在开始蓄须明志。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会后，剩下800多人的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1个士兵支队，辖3个步兵大队；还有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1个军官教导队。

经过整顿，这支部队重新焕发了生机，以昂扬的状态奔向革命的前线，并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成为红军的战斗力核心，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南昌起义的火种由此不灭。

身处低谷依然革命热情高涨

——“油印博士”邓小平主办《红星》报

1933年4月16-22日，按照临时中央的决定，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集中批判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等人在会上被批为“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5月，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缘和前线地带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足10天又被调回宁都县七里村“参加劳动”。

在受到批判斗争、撤职劳动时，邓小平没有悲伤颓废，一直坚定地紧跟党走，等待机会重新为党工作。不久，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邓小平到任后主动要求去办《红星》报，得到了王稼祥、贺昌的支持。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其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办报对邓小平来说并不陌生。早年，他曾在法国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在撰稿的同时还负责刊物的编辑、刻板和油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领导百色起义时邓小平领导创办了《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又领导创办了《瑞金红旗》。任《红星》报主编后，邓小平虽然身处低谷却革命热情依旧，全身心投入将《红星》报改版，共开辟了十多个专栏。有“党的生活”“革命战争”等专栏着重宣传报道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有“前方电讯”“捷报”等专栏及时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此外，还有“列宁室”“卫生常识”“俱乐部”“猜谜语”“红军歌曲”等专栏。如此众多的栏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邓小平手下却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几乎都要他自己去做；而那些遒劲有力的手写标题，就是邓小平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精心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这也成为邓小平留给《红星》报的一个明显标记。

直至被调离《红星》报担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主编了70多期《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红星》报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被称之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就达17300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