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干部好样的 | 领了钱怎么能叫共产党员呢

苏区干部好样的

——办米“老彭”饿自家

在兴国县流传很广的“老彭办米”的故事，反映了一位苏区基层干部舍身忘家、筹集粮食支援前线的感人精神。“老彭”是兴国县长冈乡新溪村的一位村干部，名叫彭国亮。他被群众选举为村干部后，上任头一句话就是:“做党员、当干部，就是要在群众中模范带头。”

一次，彭国亮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火速筹集一批军粮送到前线。事实上，新溪村老百姓多次给红军捐献粮食，本来存粮就不多，不久前又刚刚遭受了国民党“靖卫团”的进攻骚扰，敌人牵走了牛，抢走了谷，幸亏乡苏维埃政府号召群众坚壁清野，靠着山洞、地窖的掩藏，才保住了一点活命的口粮。而眼下是三荒五月，青黄不接，粮食连借都没地方借。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完成任务呢？老彭心里忐忑不安。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让党员和干部带上党证和《苏区干部十带头公约》，集中到村里开会。会上，他神情严峻地说:“我们都是党员、干部，在党旗下宣过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革命是需要我们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了……”在他的鼓动下，党员、干部争先恐后，主动认捐。老彭家里仅剩下125公斤谷子，本来按照人头摊派，他家只要交50公斤，他却捐献了100公斤，多捐的部分作为“党费”登记在党费证上。后来，捐粮过程中，老彭发现一位孤寡老人确实有困难，就免除了他的任务。可这样一来又不能如数完成任务了。他一咬牙硬把自己留下的25公斤谷子拿去抵数了。

党员和干部的带头行动，就是最有力的号召。在他的带动下，群众纷纷慷慨解囊，捐粮献米，新溪村筹集军粮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还夺得了全区第一名。筹集军粮的任务是完成了，不过老彭心里还惦记着，群众交粮后，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的生活也不能不管啊。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到外地去采购一批粮食，帮助群众度荒。可是，钱从哪里来？老彭愁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清早起来，妻子正对着镜子头。老彭一眼看到那个漆木小梳妆盒，眼前突然一亮。他知道那里有妻子的银首饰，把这些银器拿到消费合作社去兑换不就有一笔“大钱”了吗？可这些东西都是妻子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是她的心肝宝贝，要她捐献出来，总得自觉自愿吧。经过老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妻子很爽快地同意了。她抓起银簪和手镯，一把塞到了丈夫手上，无私地支持丈夫当好革命带头人。

老彭妻子拿出嫁妆、帮助丈夫采办粮食的事，像风一样传开了。村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就筹集到一笔款子。之后，老彭亲自带队，步行200多里，从公略县办回了几十担大米。虽然数量不多，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一二十斤，但总算可以暂解燃眉之急，群众禁不住欢呼雀跃，一个个喜上眉梢。那时节，老彭家已经好几天粒米未见，餐餐只能以野菜度日，半饥半饱。孩子们总缠着妈妈说:“我饿了，我要吃饭!”妻子见老彭去公略县办米，便痛快地答应说:“等爸爸把米买回来，我一定让你们吃顿饱饭。”可万万想不到，老彭把米全部分给了群众，自己家却一粒也没分到。这下，妻子不高兴了。这天，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老彭家里却没点动静。原来妻子“罢工”了，她生气地说:“吃吃吃，哈欠拌滚汤，出钱出力，到头来一场空欢喜！”老彭无奈，只得亲自下厨，并耐心地对妻子说:“我们家是有困难，可家里揭不开锅的群众还有多少你知道吗？我是个村代表主任，总不能处处先想到自己吧？新谷马上就要收割了，番薯、野菜凑合一下，也能过去。比起那些在前线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我们出这点力，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见老彭说的有道理，也就默不作声了。

可年幼的孩子却不是几句话就说服得了的。看见桌上又是米糠菜团，孩子把嘴巴噘得老高，眼泪汪汪地哭着说:“我不要菜团子，不要菜团子。妈妈早答应了今天吃米，我要吃饭！”老彭一阵心酸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含着泪水说：“孩子，爸知道你饿了。等新米出来爸一定让你吃顿饱饭。爸说话算数！将来革命成功了，不仅能吃白米饭，还能吃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什么油酥饼呀，寸金糖呀，又香又甜，又松又软，咬一口，那味道，哎呀……”老彭一边绘声绘色地说着，一边把菜团子压成圆圆的“饼”，捏成长长的“糖”，一口一口往孩子嘴里送。孩子听着爸爸讲故事，不知不觉填饱了肚子，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老彭去上班，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带不了“饭筲子”。吃中饭时，大家都涌进厨房去拿自己的“饭筲子”，老彭没吃饭熬了一整天。到黄昏时分，老彭又累又饿，头昏眼花，在回家的路上晕倒在一处河滩边上。入夜时分，路过的村民发现倒在地上的彭国亮，吓了一跳，急忙抱起他，呼喊着:“老彭，老彭！快醒醒，醒醒呀！”彭国亮强打精神，挣扎着站起身来，连声说:“没事，我没事。”事后，老彭还说：“我这牛身子，一顿两顿没问题！比起前线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土，这算什么？”彭国亮的无私奉献感染了每一位群众，人们纷纷赞扬说:“苏区干部就是好样的！”

领了钱怎么像共产党员呢

——苏区的红色商人

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兴国县是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影响以及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下，兴国群众的生活变得极端困难。由于市场萧条，商品奇缺，当地百姓连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盐、布匹，都极难买到，日常生活实在难以维持。在长冈乡的古林村，大家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决定派人去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生活必需品。可是派谁好呢？群众经过一番商量，最后一致推举共产党员李逵应来负责采购的事情。大家之所以推选李逵应，那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兴国地下县委的秘密交通员，勇敢机智，经常出入白区，对白区的情况很熟悉。

李逵应毫不畏难地接受了群众的重托，他找来李其香、王仁森二人商量去白区采购的具体办法。他们说干就干，冒险到白区去采购。果然，他们不负众望，采购了三挑子物资回来，分给了群众。全村群众分到了市场上难以买到的布匹和食盐，都喜出望外，纷纷拿钱要他们再去。见群众的采购兴致高涨，李逵应顺势集股90多元（每股5角），办起了村里的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专门到白区或边区采购苏区紧缺物资，再把苏区的剩余物资向白区输出，做起了“对外”贸易的生意。经过一番努力，消费合作社越办越红火。社员们获得了几倍的红利，但李逵应等人却未从中谋利分毫。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没有工资，平时卖货都是自己带饭吃，外出办货才吃社内饭。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群众服务。

1933年1月，古林村消费合作社改为乡社。群众建议要给他们三人发津贴。乡苏维埃政府也决定，允许他们每人每月支津贴3元。但让大家没有料到的是，李逵应等三人坚决反对，还像受了侮辱似的说:“太小看我们！眼前苏区干部都不领工钱，前方红军与白军血战都不要发饷，却叫我们领津贴。领了钱怎么像共产党员呢？”他们三人说到做到，没有领取一分钱的津贴。

自古以来，商人经商谋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李逵应他们三人作为红色商人开办合作社，四处奔波为群众谋利，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还不领薪水，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苏区经济领域的清廉作风。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